”我才反应过来,心里抽自己一下,觉得刚才用的比喻过于恶毒。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位女作家是瞿颖宁。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都遇见过。这一场研讨会,她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台下,因为她的男友,摄影师顾骜正在台下来回地为我们拍照。所以很久以后,当从毕绿口中得知其实那天楚鸿也在会场时,我有些诧异,因为一丁点都记不得了。

    会议结束后,我和瞿颖宁还有顾骜一起在比萨店吃了饭。瞿颖宁是个高个纤瘦的女子,头发很长,直到腰际。顾骜的头发也不短,一把扎在脑后。因为他是东北人,说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

    顾骜首先对毕绿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有个女记者白得吓死人。怎么那么白?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还叫‘碧绿’。又白又绿的,要不是走路来的,我还以为遇到了女鬼。”

    瞿颖宁从自己的咖啡杯里取出调羹敲他的小碟子:“你给我积点口德!”

    我便忍不住地笑。瞿颖宁不是写小说的,她主要写旅行散记,图片则是由顾骜一路跟拍,夫妻搭档得很好。她与我说起最近去曼谷的经历,在考山路,他们凌晨三点找旅店,最后竟然在一间旅店的门口看见一个白衣女人。那是四月份,曼谷已经很热了,可那个女人穿一件白色的长袖小袄,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泰国人。他们一个转身,女人又不见了。后来听旅店的老板娘说,过去在旅店门口的确有个穿白色长袖小袄的女人经常徘徊,但好几个月前,她已经割腕自杀在考山路的最南端。听到这些,他们都吓得浑身打颤。

    顾骜在桌子那面故作恐怖地说:“伊的脸也是这么白!”也许正因为这么一场对话,让我对毕绿有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两周后,在接到《今日早报》的约稿电话去泰康路田子坊采访某艺术家时,一见到毕绿我便马上能叫出她的名字。

    向我约稿的人是王股,也是个写小说的,当时去了《今日早报》的艺术版做编辑。我们曾在几次饭局上遇到过。他个子很高,瘦,走起路来仙风道骨,说话有时候半天也说不清几个字。我很好奇,他怎么跑去做了编辑。

    他在电话里说:“田子坊啊,xxx号,某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再给你一个电话,是摄影师的……”

    就这样,我去了田子坊。田子坊和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一样,在当时最新的设计理念下,围起一个属于小众却面向大众的群落。在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门口,首先,我看见了毕绿。她正靠着墙壁在和楚鸿说话,一边说一边抽着烟。这天她穿了件橘色小白点的短袖衬衫,一条水洗皱牛仔裤,也许还擦了胭脂,看上去脸色很好。我朝他们一边走过去一边给摄影师打电话。就这样,楚鸿的电话响了。

    毕绿听得响声,转身来向我招手:“夏天!”

    我也如许久不见的朋友般,回答道:“你好,毕绿。”

    就是在那一天,我正式对楚鸿有了印象。之前,毕绿恰好和楚鸿搭档采访一对美国来的作家夫妇,完事后发现接下来的采访都在田子坊,便一起来了,在工作室门口说话等作者。

    整个采访过程很顺利。艺术家给我们看了最近他去泰国拍的几本画册。他还画油画,工作室的一层是个小型的展览厅,偶尔也会办一些时尚的派对。我问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由他随便说,然后用随身的MP3录下音来,以备回去采写时有个参照。临走时,他送给我和楚鸿两人各一本画册,是在泰国苏梅岛拍的。我很惊异于那种沙滩的美,和艳丽光芒下的裸体日光浴。热带海滨总能给予人无限的性感想象。

    和楚鸿走出田子坊时,我们又遇到了毕绿。她刚结束临街的一个陶器店里的采访,时间已是傍晚。楚鸿提议一起吃饭,三人便去了复兴路的小龙虾店。那是我和他的第一顿饭。

    后来,在王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