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下,我作为自由撰稿人常会去《今日早报》参加一些选题会,然后帮着做一部分采访,攒一些零碎钱交房租。那时候我还在读一个社科院的写作研究生课程。课很松,有时去郊区的一所疗养院封闭写作,但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市区。只是当时的家和现在的相隔大约五十米,是一个开在二楼半的小亭子间。外面看上去有点简陋,因为连门都是塑料的,只用一把大铁锁锁住。而十四平米的卧室里,放一张小双人床,一个小衣柜,一张书桌,一台电视机和一张沙发,就差不多撑满了。但好在浴室是在卧室旁、塑料门内的,因此也算是“一门关死”的居住格局,比较方便。至于厨房灶头,除了烧开水外,只是给我在找不到打火机的时候点烟用的。

    那个夏天,我始终都将一个双肩背的蓝色大牛仔包隔搁在地板上,因为一到周末,出版社便会安排各种城市的签售。常常到周五中午,我就从衣橱里取出一些简单的替换衣服,然后就和不同的人走了,有时候是和瞿颖宁,有时候是和出版社的发行,有时候是和策划,也有时候是一个人。对方书店的组织者在机场举一块“接夏天”的牌子,看上去还挺滑稽的。

    其实,我出生在秋天,农历八月十二,中秋之前。很多人问过我名字的来历,我也问父母,可他们的回答毫无新意:“好记呗。”

    嗯,是挺好记的。

    王股是一个很适合用“古道仙风”四个字来形容的人。他本是昆明人,有个远房表叔在上海。后来,这个远方表叔还做了艾贝蒂和毕绿的房东。很多年以后,我再去回想王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世和背景好像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大家只知道他从昆明来,有些对“草”的小瘾,常不吃饭,爱听一些佛教音乐。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燃沉香。这使得每次只要有他出席的饭局,都会弥漫着一阵棋楠香,经久不散。

    那一年,他代表《今日早报》的“十一”文化专题组向我约稿。也正是因为这个专题,我和毕绿的生活突然之间有了一次紧密的交集。这种交集虽属偶然,却要比我们各自的爱情更持久。

    毕绿在电话里约我去静安寺的屋企汤馆吃饭,想聊一聊怎么分工做这个专题。因为她的那部分任务是采访,所以事先想与我沟通主文中会涉及到哪些人物,以便早日作出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即过,秋天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毕绿一起吃了饭。这顿饭,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俩今后各自的生活。

    往往人和人的相遇,你去认真地想,会觉得很奇怪;可不认真回想,又觉过得真是惘然。

    那天,毕绿穿了件黑色的中袖t-s,下身是一条棉白裙。她早到了,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里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叫她:“毕绿。”

    她抬起头,脸上很勉强地给了一个微笑,回答:“来了。”像是延顺着的敷衍。

    “今天真热。”我说,试图和缓一下凝结的气氛。

    因为从家里步行而来,身体有些发汗。除了清淡的汤和一些粤菜外,我还点了杯红豆冰,用细长的麦管啜着喝,像蚊子吸人血般。

    毕绿看着餐桌上的菜,大约是觉得还算爽怡,便说:“这秋天里,菜还是不要过为浓重好。”一边说一边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纲来给我看,条理分明地向我表达这个专题究竟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征询我的想法。

    我听着,咽下一口红豆冰,瞬间凉到心底,消了火。刚想开口与她说话,她的手机又响了,短信。和刚才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一样,毕绿低头去看手机,沉默,肃脸。看完后,脸色更差。她站起来跟我抱歉,说要去洗手间。就这样,一离开就是半小时。

    其间,我很想去洗手间看看她是怎么了,却又怕唐突,只好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边等,顺便给楚鸿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拍一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