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