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还包括和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下来，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着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地有一种变节的含义。此时，人们亲历了政治的波折，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所以，南昌父亲这样的人，谁知道呢？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再说，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后代，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他们当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由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的。在此，倒真有些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面临没落的贵族的心理。就这样，人们多少对南昌起了敌意。

    只有陈卓然对他一如既往，可是，南昌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加生恨。他觉得陈卓然是做姿态，其实居高临下。并且，他还想到这一切都是陈卓然蓄意策划的：他先是给南昌的父亲定了性，暗示南昌起决裂之心，最后达到孤立南昌的目的。他这么想几乎是有些病态了，因为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陈卓然为什么要孤立他。即便是在这偏执的状态里，他依然痛苦地羡慕着陈卓然，陈卓然可谓天之骄子，样样都比人优越，以至于不久后，陈卓然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这一点也使南昌嫉妒。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陈卓然更完美了。南昌并不知道，倘若当时他搭上的车厢没有被摘下，而是一径去了北京，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与陈卓然做“狱中难友”。可偏巧，弃北向南。他实在是逃过一劫，却也与陈卓然擦肩而过了。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夜里，灯火通明，喧声四起，玻璃窗哗啦啦碎下来，不知怎么又拉了闸，“刷”一下沉入黑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驻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有几次，新成立的战斗队找空房间，找到这里，敲开门看见有人，便又退出去。几次过后，南昌又在门上贴一张字条，上写“星星之火战斗队”，从此不再有人敲门。他在战友们弃下的物品中翻找到一些书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陈卓然留下的。

    有一天，不知是由什么驱使的，他忽然打开笔记本，开始抄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觉得，抄写帮助他理解了这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文献。更重要的是，抄写缓解了他那种被遗弃的颓唐的心情。当他抄写到第五章上，关于“十二月十日会”随波拿巴巡游时的一段：“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他不由自主地情绪激昂。

    晚上，他怕械斗的人群袭击他的窗户，总是早早地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从他所在的四楼的高处望下去，操场上熙攘着的人真有些像蚁群呢！更多的时候，操场上寂静无人。他也不敢开灯。看久了，就会在操场上的沙砾地上看见两条影子，一条长，一条略短，长的是陈卓然，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