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