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工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出来。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母亲一身旗袍。他母亲还在世，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照片上的著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细小，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来，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

    就凭他父母这身衣著，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能够销毁的他都烧了，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抹掉记忆，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焚烧那儿子稿和日记之前，目睹一群红卫丘一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他骑车经过。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穿的旧军衣，戴的黑字红袖章，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颈脖子上吊个铁丝栓的木板子，写的是

    “反动地王婆”，已经爬不动了，但还在嚎叫。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静静观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戴大盖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仿佛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浅色的眼镜框，更显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轮起皮带。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噗的一声，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滚倒在地上，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竟叫不出声了。

    “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著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