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再次同老清阿叔见面时，已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那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早已有了应得的下场。我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不能算是积极分子，但也是坚决跟着党走的，我的言论和行动无可指责。就是交心也交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是表里一致的人。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我坚信只要跟着党走，听党的话，照党的意见办事，就不会犯错误。这是五十年代革命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品质，它绝对是正确的。过了三十年，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我也相信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八十年代里，我常常碰到一批年纪比我略大或相差无几的领导干部，他们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接班人。他们以现身说法，指出他们几十年来所以一直工作顺利不犯错误，始终正确，唯一的原因就是坚决照党的意见办事。其实他们是过分谦虚了，如果说得到家一些，还应该补上一句“即使党犯了一些错误他都也还是正确的”。共产党并没有说自己永远正确，以为永远正确自信的倒是这些人。反右斗争扩大化了，而他则声称“我并没有搞扩大化”……唉，不多说了，家丑不可外扬，留点余地吧。其实我说这些，完全不是谴责别人，而是检讨自己。因为按照我的设想，原也应该成为他们那种人的，问题在于我的设想没有实现。在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关口前面，右派被挡住了，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坏的我也被挡住了。我被挡住的原因经说明是“不适宜在上层建筑工作”，但究竟为什么不适宜却并未进一步指出来。这也可以算作朦胧派的杰作，可以使当事人更加耐想一些，不至于像主题鲜明的小说那样浅薄也。上层建筑既然不让我待，我自然听党的话到基层里去。基层很好，劳动光荣嘛！工资没有就没有吧，好在年纪还轻，身体也还硬朗，总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的。

    决定了荣归的日期，我不得不先写封信回去，因为这不是回乡作客，而是迁去落户，虽然作为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少行李，但两箱书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

    到镇上码头来迎接我的，仍旧是老清阿叔。

    班船还没有靠岸，我就看见他站在码头高处了，他还像从前一样，提根扁担，仰着头笔直地站在那儿，也许瘦了，更显出挺拔的髂骨。我们这一族人，都是老年也不伛偻的。他看见了我，像过去一样，正经地大声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在这里呐！”于是便来帮我搬书箱。这时我才看清他满脸皱纹，一头花白。我心中一热，两眼竟湿了。侧过身去咬了咬嘴唇，才忍住了没有掉下眼泪来。

    我婶婶和全生死后，老清阿叔就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儿子兴生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养了不少，成活率不到一半）。合作化以后，虽然种田已用不到老清阿叔动脑筋，只须听领导安排就行，自己不必再被钉在暗败子的十字架上；但开门七件事，少了个内当家，穿戴吃喝，烧补晒藏，乱不成套，套套都乱，日子过得还是很糟。倒是前几个月动了秋忙以后，生产队办了食堂，管了他父子的吃喝，不但无需再忙着烧那一天三餐，而且猪羊鸡鸭全不用私人饲养，他一老一少简直变成大爷小爷，舒服得很了。老清阿叔年近六十，不用再干重活，队里给了一条牛让他饲养，极其轻松。兴生还只十四岁，原来为了赚工分，已经在队里挂了个号，经常参加劳动了。现在生活有了保障，读书又不要钱，而且省力气，他为什么不乘机学点文化！便进了小学一年级，同七、八岁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起坐之间，显得出奇地魁伟。所以，老清阿叔是热忱拥护大跃进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甚至懂得了一点世道。他猜想我这次丢掉饭碗回来，大概是为了我父亲（他已经死了）的缘故，十分感叹，却不直说，反埋怨外头的饭难吃，蹲在那儿受气，倒不如回家来安稳。“回家来，苦是苦点，饭总有得吃的。”他自信我比他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