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