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吃饭外，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剃头洗澡，家里得不到一点补贴。

    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 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