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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