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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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