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秉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 —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传》、、、《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