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