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