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 ——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 ——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 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出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