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