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车队在中条山脉中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在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消失，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从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里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 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幻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目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井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张沪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惟一男性。他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妻子给他生下的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的，方颧骨，黑脸膛，是个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凭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惟一使我俩伤透了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问约有6米大小的耳房时，我就发现门框上有没擦净的粉笔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 “‘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 “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的中篇小说《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改枝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因而就在我们初到矿山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然仍在，但是没有了绿色，又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它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似。我们已走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