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嘛！”

    我无言以答。

    “哥儿们，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因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风寒，山西的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