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欲会促使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这本书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