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