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欲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