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 “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 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方志敏烈士的，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收。

    我的更多的同类，分在了三中队。因而我为了寻找知音，一有空闲时间，除了翻看高尔基的之外，便离开我所在的四队到三队去找同类聊天。那儿有戴煌、阮祖铨（来自商业部）、李建源（来自新华社）、裴连振（原机电部工程师）等十多个老右。大家悄声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外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们到“582”两个多月的时候，同类阮祖铨与李建源之间，因开玩笑，引发了一场祸事：当时全国正流行着戴伟大领袖的像章，阮祖铨的家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他寄来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着正常的邮政规定，信中夹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邮到了农场。

    拿信来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块，不知里边是什么东西，顺口对阮祖铨说了一句：“喂！你的信里有鬼！拆开让我们看看！”

    阮祖铨接过信来捏了捏，里面硬梆梆的，也觉得有点奇怪，便应和着说：“是他妈的有鬼，是什么东西呢？”

    信撕开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劳改队是不许戴伟大领袖的像章的，那意味着对领袖的亵读——因而阮祖铨，赶紧把像章收好，怕有罪于伟大领袖。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弥天大罪已然犯下了：两个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为鬼，他俩说者无心，旁边的人听者有意——而把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类中的一个。此人把事件的性质，向中队长作了分析，这在那个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据说，中队指导员姓白，还是个知道爱护知识分子的人；但队里不止一个队长，别的队长认为这是恶毒攻击伟大统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对一场由好奇说出的笑话，无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