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 “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 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东去的火车上，我知道了这位长者的不幸：“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与我一样，也十分关心老母亲的安危（他一岁多丧父，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子相依为命）。但是当时农场已开始限制家在市内的老右进城，当时正好有一位同类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学生），因牙疼病进城到公安医院看病，韩便托这位同类借进城的机会，顺便去看一下他的母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他硬要讲理，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