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起了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