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亲！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