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