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