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