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

    “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