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