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