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