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士兵在岗楼上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年，即在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癫蛤螟，而从阎王殿中逃出来的那位老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二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