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