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 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