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前一节，从董和高与我的谈话中，读者已能管窥到一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说得比较含蓄，而董的谈话则更为赤裸。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迸铁丝网编织成的大门，门口值班室的值班员李喜兰，就对我说：“董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他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神情多少有点诡秘。

    我有点儿奇怪，因为下午董还在菜园巡视，并为了何修俭的一句活，对我们进行过训政。他是常常在劳动工地找老右谈话的，为什么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让我下工之后，立刻去他那儿呢？是不是何修俭的事还没算完？！其实下午发生的事情并不大，但是董为了这件事，动了肝火。我们种菜的菜园，周围是挡风的风障，它是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冻死，用秫秸夹起来的篱笆墙。因为这种透风的篱笆是不隔音的，何修俭听见有脚步声，便对同类们说了一句：指导员在扒着篱笆缝儿，偷看我们干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类，不要站在那儿给铁锹号脉——快点干活。

    此话被董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