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