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

    “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 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