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