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块肉疙瘩。山崎丰于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

    “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说：“劳动已成为我的本能，我没有浮肿病，有力气干活。”

    “董指导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中队是有意识地让你脱产。你明白吗？”

    “我……我……我不能不干活。今后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听清楚，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他说，“万一扭伤了腰腿，你老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她会在夜里做恶梦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牢记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访团河农场时，特意提出要见见高元松。场长把他找了来，我们坐在一起叙旧。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没有老的，是团河农场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