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