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第一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