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