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头之一。

    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才能对“饥饿”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知识分子的失雅，有所认知。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见饥民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便问他的随行大臣：他们怎么不吃肉粥？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出来，不外想说明，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 知识分子也是人，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在茶淀农场的584分场，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发粥的木车一来，等着抢“剩余物资” 的成员，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便一拥而上，把头伸进粥桶，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粥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滚”——有人往粥桶里钻，有人推着粥桶跑——一场人与人、人与粥桶之战，在劳改队院内展开。这场面已然是让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而发展到后来（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