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三畲庄。起始，我们都认为是“三余庄”。殊不知一个字之差，差之千里。“余”者下脚料之含义也，一上些被社会抛进垃圾箱的渣子，正好与“三余”吻合。一曰：人民花名册中之余；二曰：革命知识分子之余；三曰：团河农场之余。前“两余”比较容易解释，后“一余”则是我们来团河农场之后的感受——因为我们地处农场的最北端，与劳改队距离较远，有编外“独立大队”之感。

    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畲字非余之后，昔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留过学、在老右中年龄较大的刘祖慰，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畲”者在汉语中，是指耕种了两年以上的土地。这是命运的契合，因为我们是从荒芜的地方，到好地方来了。

    他的话说出了同类们的心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劳改环境表示出相反的意见。三畲庄身边就是凤河，站在凤河的大堤上，可以俯视河对岸的团河宫——这是刚刚抵达这个新驿站后，有人偷愉溜出监舍观景，回来报告的消息。我们所住的监舍，是青砖和红砖砌成的一个刀形的院落，刀把部分为第一小队，其他三个小队则围住在四合院内。周围不见岗楼不说，连劳改队监号周围必不可缺的壕沟和铁丝网都不存在。惟一有点刺激神经的是，在我们的后院干部办公室、负责我们改造工作的董指导员——董维森，以及队长高元松手中，经常拉着一条狼犬。这两位劳改干部，都有着一点知识分子气质和区别于茶淀劳改干部粗鲁作风的和蔼，但那条狼犬，仍然引起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之所以如此，从各个劳改驿站，汇集到这儿来的老右，不仅仅只有我们来自茶淀的群落，还有来自东北白城子等地的零散老右。尽管来自不同地点，但对“专政”之畏惧，已经渗入血液。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居住地，原本是农场武警训练警犬的驻地，那条狼大是一条淘汰下来的不咬人的狗，纯属“聋子耳朵— —摆设”而已。

    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我们是淘汰出局的人——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认知，那条狗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

    以严谨的历史眸光，回视那一段岁月，十分细致的影像虽然已显得模糊，但那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像的主要脉络，却有着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台风”席卷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时候，是不分花卉和树木的品种的。汇集在三畲庄的“另册公民”，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居多，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几乎都有人“入瓮”。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语系学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北大学生谭天荣；被陈毅比喻为“忘了本的刘介梅”的北航学生周大觉；清华化学系高才生陆浩青；以及北大数学系，化学系尖子生杨路、郑光第；北京工业学院的孙本桥、张永贤、哈长林等。外语系学生大都是学俄语的，英语的高级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祖慰之外，还有在新华社工作的翻译人员杜友良和刘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学机电系的韩大钧，他们在英语翻译方面文笔十分流畅。

    我之所以把上述几个理工科学生，说成是高才生，不是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在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根据在三畲庄的观察：他们在抵达三畲庄之后不久，就背对背地下开了“盲棋”，如果没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记忆力，是无法进行这种“楚河汉界”之战的。因为双方每一个棋子的移位，不仅要烂熟于胸，而且对战场全局，也要有精细的运筹和谋算—— 而这一切都是在背对棋盘的情况下进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员，多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属各个单位。有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如来自苏北解放区、后又入朝进行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戴煌（他来得较晚，是个体被送进三畲庄的）；有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还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