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梅右派言行时，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断，那可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