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