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噗的、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