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当然他的死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你何日归京？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