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能全面地历史地对待这位老报人，旧社会走过来的文人墨客，难免沾染上各种斑驳的污点，但反右运动针对的是政治问题，你要审慎对待这张大字报！”

    “爸，编辑里就他是留用人员，只有他一个白丁。我是支部书记，要旗帜鲜明，笔锋不对准他对准谁？”

    “有现行言论吗？”我问

    “鸣放时，他提了唯一的一条意见，说报纸副刊办得枯燥乏味。”

    “我同意这位老报人的看法，你们每周两版的副刊，办得像个身穿中山装的干部，千人一面，实在是乏味得不行。”

    “爸，我们是党的喉舌，您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留着短短平头的牛勇，瞪大了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但愿这只是您偶然的语失，而不是革命意志衰退。”

    我对儿子的话，感到吃惊。

    春桃索性闯进这间屋子里来，用食指点着牛勇的脑瓜门说：“你才离开桃花渡几年？懂得什么叫革命？你这小教条脑袋，居然教训开你爸爸了？！”

    我担心为这张大字报，引发一场家庭风波，便拦住老伴说：“也许孩子的话不无道理，你我无权阻拦老大的革命行动；但我只再提醒你一句，对一切问题都要讲实事求是。这是历史的今天，还会有历史的明天！”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我意料不到的，牛勇贴出这张大字报不久，那老报人就悬梁自尽了。结论最后几个字是：右派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老伴在床上，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怎么生了这么个孽种？”

    “怨我在桃花渡的感情失控。”

    “让他搬开吧，他也有对象了，也该另外搭窝了。”

    我说：“别，遇事我俩还能提醒他一点。再说，这又不是牛勇的个人过失。”

    没有想到，牛勇主动向我们提出另立灶门的要求。他说他要结婚成家了，家里又有弟弟妹妹，一天乱糟糟的，影响他对事业的追求。没有挽留，也没有什么告别仪式，牛勇就离开了家。说实在的，我倒是从这牛犊子的虎虎之气上，看到一点我年轻时的影子，因而当春桃骂儿子是孽种时，我还阻止过她。我说牛家和苗家的种儿，该有这种气概，不该当屋檐下喳喳乱叫而不敢高飞的家雀子。春桃说：“只怕它变了鸟性，成了捕吃鸟儿的秃鹰。凭心说，他有啥能耐？文章写得像木头，只因为他在反右中整人有功，不是也荣升为副处级干部了吗？！怕他吃出了整人的甜头，再演一出逼人跳河的戏！”

    “也别把老大想得那么坏。”我宽慰老伴说，类似老报人的事儿，也不止一件两件，历史形成的台风眼，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个人能逃脱得掉的。

    “跟你这么说吧！老大外表五大三粗的，显得又憨又直，我总觉着在憨直的背后，心眼不正。”春桃纠正我对儿子的偏袒说，“那肉疙瘩是从我腿缝掉下来的，当娘的比当爹的更知道这肉疙瘩的秉性和份量，信不？”

    我内心承认春桃对老大极为明快的透视，但我不情愿点头认账。我希望他活得像他外貌一样忠厚，或者他自我矫正内心的缺陷，表里统一于他的憨直外形。但我们的期望很快破灭了，在席卷全国的饥荒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和春桃节衣缩食，过着和平民百姓差不多的生活，但他家里却应有尽有，一个刚由副处提到正处级的干部，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本事。

    春节他带着媳妇来给父母拜年，我质问他说：“这黄油罐头哪儿来的？”

    “挣的。

    “这金华火腿也是工资买的？”

    “当然。”

    “你们俩一个月多少工资？”春桃插嘴问道。

    媳妇嘴尖如刀，代替老大回答说：“看您，给爸妈拜年还拜出不是来了！